选举日渐成为我们生活的重要内容
一
“等额选举”这种选举方式早已为全党全国人民所熟悉。新中国成立以
“等额选举”这种方式的最大好处是，干脆利索，不拖泥带水，候选人只要上了党代会，就等于是铁板上钉钉，可以不折不扣地实现上级党委的意图。不像“差额选举”，存在难以预测的变数，会搅乱上级党委的心思，打乱上级党委事先制定的预案。一旦准备“差”掉的候选人真的被选上，而内定应当选上的候选人真的被“差”了下去，麻烦就更大了，需要在选举过后，花许多时间做善后工作，甚至还要进行人事调整。牵一发，动全身，弄得大家都不安宁。有一年，一个直辖市召开党代会，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，就曾出现过这种状况。在选举产生党委委员时，上一届的一个市委常委，票数明显偏低。如果在选举结束后，利用中午时间，及时召开会议，向当选的市委委员打一个招呼，还是来得及补救的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没有补这一课，故事在当天下午就发生了。
在第一届全委会上，事先准备“差”掉的一个候选人，票数超过了这个常委的票数。这个常委恰恰兼任一个重要的部长职务，正式选举前，他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局。早晨见到我时，春风满面，谈笑风生，还问我对这次会议的感觉如何。他落选以后，我发现他门前顿时冷落了许多，就主动上前同他握手，表示安慰，当时明显感觉到他的手冰凉。因为出现变数，连带他曾担任过的部长职务也得立即换人。尽管主流媒体在播发这条消息时，绝对没有把这个细节作为花絮，公诸于众。这个直辖市常委落选的信息，仍然借助最现代的通讯工具，以最快的速度，我估计应该在第二天上午，就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。以后在其他省市自治区，以及地县街道乡镇召开的党代会上，“差额选举”这种选举方式几乎就销声匿迹了。
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是一个例外。2002年，在乡镇一级党委选举中，大胆地推出了一种比“差额选举”方式还要超前的新的选举方式。这种新方式与我们熟悉的各种选举方式都不同，它将选举全过程，向全体党员公开。包括候选人的产生过程，答辩过程，投票过程，唱票过程，及最后公布选举结果，全部是在全体党员的直接参与和直接监督下完成的。因为是公开推举候选人，并是全体党员直接参选，这种选举方式，被平昌县概括为“公推直选”。
迄今，这种选举方式，在当地已经试行5年，效果保持平稳，并积累起成套的经验。外地一些党委及组织部门负责人到平昌县看了，都说不错。
二
平昌县地处大巴山腹地。从北京到平昌，先要乘坐一个多小时的飞机，到达成都或重庆，然后转乘五六个小时的长途汽车；如果乘坐火车，首先要在火车上待24个小时，到达达州市，然后转乘四五个小时的长途汽车。抵达平昌县城以后，如果要到当地最远的乡镇，还需要乘坐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。从乡镇党委机关出发，前往村庄，有的通车，有的不通车。如果不通车，就得靠两条腿爬山。
2001年，平昌县领导班子换届时，县委组织部部长郑开屏建议，为了有效解决当前农村党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，需要扩大乡镇一级选拔任用干部的民主程序和公开透明度。这个建议变成县委的《决定》，公布以后，很快就有四五个乡镇的党委书记，主动报名要求在本乡本镇的换届选举中，公开推荐候选人，直接选举党委书记。
实行“公推直选”，《党章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，说可以还是不可以。平昌县委组织部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原则，事先主动请示上级组织部门。《报告》递上去后，左等右等，始终没有等来书面答复。平昌县委就斗胆做出决定，先选一个乡试点。尽管这项改革并不违背《党章》，县委还是只做不说，非常低调。以后，试点取得了一定进展，但是，上级党委仍然不表态，改革只好原地踏步。
2002年7月，巴中市委将刘谦祥从外地调到平昌县担任县委书记。刘谦祥上任伊始，就根据四川省有关部门的推荐，带了几个干部到省内其他县市参观学习。当他发现，这些县市的经验有可能在本地农村水土不服。回到平昌后，就将取经带回的材料锁进抽屉，一头扎进了本地农村。从农村再回到县委机关，他心中有数了。于当年10月提出，在乡镇继续试行“公推直选”。与之配套，同时建立党政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制，并调整乡镇行政区划。
这些改革措施，从表面上看，在红头文件上都找不到相应的文字，但主要精神又都没有离开中央关于加强政治文明建设、党内民主建设总的原则。刘谦祥说：“在全国范围尚未开展这些改革的情况下，平昌县这样做，是基于改变不了当前的大气候，但可以改变当地的小气候这样一种认识”。
三
平昌县委试行“公推直选”，与我国早期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非常相似，同样是自下而上，摸着石头过河。最初，平昌县委也曾担心广大农村党员，会不会因为居住分散，处于社会底层，没有受过多少教育，平常很少参加政治学习，个人眼界不宽，彼此不甚了解，不善于分析，不会表达，对上面的精神不大掌握，不会运用民主，不可能把最佳人选推选出来，甚至担心出现家族宗族帮派活动，或者出现贿选等问题。为此，在最初采取“公推直选”时，与“等额选举”一起，两种方式同时上。其中，部分候选人仍然由上一届党委推荐，然后由县委考察，最后再列入候选人名单，提交全体党员大会直接投票选举。县委没有想到，这竟是多此一举。农村党员看人看得非常清楚。在雷山乡，苟启宏是按照“等额选举”方式，提出来的乡党委书记候选人，直选中竟被选了下去；以前担任过元石乡党委书记的杨光明，作为县委提名的候选人，在这一届选举中，被特别排在候选人名单第一位的显著位置，直选中同样被选了下去。
尽管平昌县委积极主张“公推直选”，但真的把经过自己推荐出来的候选人选掉了，县委心中同样疑虑重重。专门指派县委组织部干部科长张建军，调查选举中存在的问题。最后查证结果表明，选举并不存在帮派问题和用不正当手段拉选票问题。县委还是不放心，又要求张建军询问杨光明，对落选有什么想法。杨光明坦率地回答说：“我过去做事有些虚。落选表明广大党员群众看得很准。选举结果是公正的”。当事人已然心服口服，县委这才完全放心。而杨光明落选以后，心情并不轻松。他怀着深深的内疚，自觉地组织家乡农民，前往经济发达的江苏无锡、苏州一带打工。这个打工队并没有建立党组织，不再是乡党委书记的杨光明，现在却能自觉地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。跟他外出打工的农民共有600多人，月人均收入超过在家乡种地干活的年收入。杨光明落选以后，跟他外出打工的农民最初都叫他老杨。现在，农民对他的称呼又回到了从前，改叫他杨书记。这个时候，叫他杨书记，可是发自农民内心的自觉自愿。他说他“听起来感到特别的亲切”。像他这样组织农民外出打工的领导干部，全县有39个，带出去农民5000多人，一年获得劳务收入六个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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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举权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公民权利 |
上任后，他将选举时承诺的6件事，写在黑板上，挂在显眼处，一早一晚对照检查。兰草镇党政机关的办公地点门前有一条大河，河的两岸是悬崖峭壁，农民过河，必须小心翼翼地下行几十米，乘木船到达对岸的河滩，再费尽力气向上爬几十米，最后才能上到对岸。建国前就不用说了。建国以后，从互助组到高级社；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；从撤销人民公社到国家实行改革开放，兰草镇党政一把手更换了一个又一个，却没有一个党委书记和镇长，能解决农民过河的困难。冯仁当选镇长以后，办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带领干部群众，自己动手，建设兰草大桥。客观条件与过去完全一个样，同样是国家不投资，政府不拨款，银行不贷款，但没有难倒冯仁。他日夜兼程，八方求援，七尺男儿，甚至给人下跪，哭述贫困农民的生活艰辛。终于感动了一个个有钱人。完全依靠自筹资金，自己动手建成长275米、宽8米的石结构兰草大桥。并在大桥两岸附近，建成两条平坦的水泥大道。不但结束了数百年来当地农民过河难的历史，岸边还形成了一个可供农民集市贸易的市场。以后，修建断头路，缺乏资金，他又率先带头，发动干部捐资，同时号召百姓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办成了这件大事。除个别小事，有人对他有些意见，他赢得了党内外群众的普遍信任。
2003年，党内“公推直选”，党员群众投票，一致选他担任镇党委书记。上任后，他劲头更足，抓紧推行产业结构调整，带领群众建成1000亩黄金梨果园。过去，农民用竹编的背篓，背上几十斤水果，下山赶场叫卖，人辛苦得要死，收入却非常微薄。现在，批发商开车进山拉水果，年总收入超过200万元。他说：“继续扩大种植面积，就这一项，当地农民就可以大幅度增收。”所有实行“公推直选”的乡镇，“政绩工程”“形象工程”“面子工程”全部销声匿迹。
四
“公推直选”为选举产生党委领导班子成员，建立起了一种竞争机制和监督机制。过去实行“等额选举”，候选人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，党员监督作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发挥。在党员代表大会上，从开始宣布候选人，到最后公布选举结果，除非出现异常，在一般情况下，即便是在分组讨论中，都不会有党员公开提问，也不会有党员公开质疑，更不会有人要求候选人回答问题，团结胜利的大会就结束了。这并不是正常现象。但是时间长了，人们习惯了，就误以为是正常了。
“公推直选”的会场气氛，是入党几十年的老党员也从来没有见过的。即便是当众直接提名的候选人，党员也要问几个问题，不会轻而易举让其过去。不要认为农村党员受教育程度不高，眼界不宽，见识不多，不像一些精英那样会说话。他们提出的问题，个个点在加强党的领导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，加强新农村建设上。没有出现过打横炮，泄私愤。问题主要针对候选人待人是否公平，办事是否公正，手脚是否干净，公私是否分明，当选以后怎么办。仅候选人当众回答提问，这一道程序，往往就要花一两个小时。革命根据地的党员政治觉悟高，敢于坚持原则，勇于维护《党章》规定，非常关心党的建设，在党的会议上有话要说。而过去，实行“等额选举”，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，党代表也不是处处都在代表广大党员群众说话，就是代表广大党员群众说话的，说出来的话，常常并不能代表广大党员群众的本意。他们认为，“公推直选”扭转了这种局面。在选举中，党员群众可以畅所欲言。在一个乡党委的选举中，有人推荐一个党员为候选人。会上，知情人将这个候选人，过去在建设乡办公大楼时，曾受贿两万元的经济问题，抖露了出来，并当面问这个党员，你能不能保证今后不再贪污受贿。在另一个乡党委的选举中，有一个候选人在过去建设乡提灌站时，曾私下卖了钢管，不入帐。知情人翻出这个老底，要这个候选人说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。这两个候选人最后都落选了。
以人无完人孰能无过的眼光看，抓住已经过去的历史问题不放，似乎有些过分。其实不然。这两个乡镇的全体党员不选这两个有“过”之人，是因为当地有许多无“过”的党员。两相比较，选“无过”的，当然比选“有过”的强。既符合人之常情，同时符合《党章》规定，绝非吹毛求疵。在这件事上，还有一层比较。党员群众为自己选举带头人，与组织部门为基层挑选带头人，心情是不一样的，眼光是不一样的。前者的要求更高，因为选出来的带头人如何，直接涉及到个人的切身利益，必须将真正能为百姓为自己办事的人选出来。这样的人既不应是眼睛只能向上看，不会向下看的人，更不能是贪官污吏。
改革选举制度，从表面上看，是一项在党内，在上层进行的工作，实际上牵动了全县广大人民群众的心。目前看来，平昌县的“公推直选”是成功的，因为选上去的，大家服气；被选下来的，本人服气，最大的受益者是党员的服务对象广大农民。不像过去搞“等额选举”，候选人到底是堂堂正正干出来的，是党内外广大群众真心实意拥戴出来的，还是“跑来的”、“买来的”、“拍来的”、“靠特殊背景轻易得来的”，不要说广大人民群众不知道，就是党内的普通党员，甚至领导干部也不知道。正因为如此，在改革的过程中，尽管几千名干部及工作人员的切身利益受到触动，几千个家庭受到影响，几万个亲友受到连带，没有一个上访告状的。仅有的一封匿名信，经过查证，还是属于捏造事实。
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，不可能永远依靠国家财政补助，也不可能永远依靠发达地区的救济帮助扶持，而是要靠贫困地区农民自己动手摘掉戴在头上的贫困帽子。贫困农民的这一努力，离不开执政党党员干部的带领。平昌县实行“公推直选”，由全体共产党员参加，把真能为农民办事的优秀共产党员选拔到领导岗位上任职，其实是抓住了中国贫困农民脱贫致富，可以起到纲举目张作用的纲。这也就是平昌县为什么要率先实行“公推直选”并能够收到显著实效最根本的原因。
（摘自《党内民主制度创新》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7月版，定价：40.00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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